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政府投资作为一项重要政府职能，事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大局，是政府履行职责、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承担着落实国家发展的策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投资、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要功能。多年来，政府投资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应立足我们国家发展实际，正确认识政府投资的功能作用，廓清投资和消费的互促关系，精准把握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和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作用，这对于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看，投资和消费具有互补互促、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投资转化为生产和供给能力，只有通过持续新增投资，才能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创造出高质量供给。依据生产决定消费的循环原理，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也就决定了能够消费什么和消费多少。投资不仅仅可以满足现有消费需求，还能创造、引领新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政府投资适度超前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序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改善消费环境、疏通消费堵点，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潜力。此外，投资中有一部分资金是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另一方面，消费需求指明了投资方向，需求端的消费升级带动供给端的产业升级，催生和牵引新的投资需求。

  应避免孤立地讨论通过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投资和消费需形成“双轮驱动”。政府投资和扩大消费具有内在一致性，应当统筹考虑促进投资和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二者有机结合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发挥好政府投资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关键作用，扩大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政府投资，着力形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长，2023年超过50万亿元，形成规模巨大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这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宝贵成果，又为推动高水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从国际对比看，我国相对于多数国家有着非常明显的投资效率优势。2018—2022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即资本变动量与产出变动量之比，数值越小说明资本的边际产出越高）的加权平均值为8.56，不仅大幅低于高收入国家的14.41，也明显低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的9.54。也就是说，我国每多增长一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资本形成总额相对更少，投资在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上的效率超过全球主要经济体。

  应该认识到，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当前，我国处于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还有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正在加快市民化进程，下一步城市更新、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升级空间还很大，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尚有较大投资需求。要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不断拓展投资空间，特别是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催生出规模庞大的投资增量。总体上看，政府投资在促进基础设施相互连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潜力还需要挖掘，应持续发挥政府投资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拉动作用。

  多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收益率偏低，民间资本对这类项目投资动力不足、意愿不强。如果评估政府投资项目时仅考虑项目自身的成本和收益，就很容易低估其经济社会价值。应该看到，政府投资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性，对民间投资产生带动效应。从直接带动看，交通、能源、水利等政府投资项目可以拉动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的民间投资，以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可有效引导和撬动民间投资。从间接带动看，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公益性领域的政府投资，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各类经营主体的投资所需成本和风险，提高其投资回报率。有研究表明，我国对高铁的投资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和基础技术能力，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的民间投资明显上升。

  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扩大政府有效投资的同时，撬动民间投资，形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合力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逐步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点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应急能力等，将更多资金集中到经济社会亟需、发展前途广阔、引导效果明显的领域，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发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互补优势，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

  政府投资对有序开展社会扩大再生产、弥补市场失灵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分离，已产出的产品在实物构成上同社会需求不完全一致，造成资源浪费，政府有必要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生产。市场失灵理论也认为，市场机制有其局限性，仅凭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经济稳定、社会公平等问题，特定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不但可以稳定经济运行，还能够给大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改善社会民生，对市场机制形成必要的补充。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逐渐重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如一些国家推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资本预算，并以投资补助的形式，加强对半导体、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强化对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激励。

  政府投资应在不干预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发挥更加积极有为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运用政府投资这个政策工具，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统筹用好财政资金、中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加大对公共服务类项目的直接支持力度，创新产业类项目的资金安排方式，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逐步的提升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